曲扒皮给枪毙了,奠定了自己的阶级成分和政治地位。眼下明显他是又使出了那一招。
但工作组的那些人员,似乎对曲海山这种“大公无私”的阶级觉悟大加赞赏,还在会上表扬了他。也因此忽略了曲海山本身的贪污行为,退还就草草了事,他没受到任何处分,继续做他的大队长。
支书柳奎也做梦没想到曲海山会揭发检举他,心里恼恨这个白眼狼就不用说了。但他知道对自己的所有检举都是真实的,他感觉大难临头,在劫难逃了,就只有一条路,咬牙硬挺,死不承认。
作为工作组组长的杨北安,心里明白柳奎当支书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缺德事,他也暗下决心要揪出他的所有罪行来。
工作组进村后,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、扎根串联、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,揭批干部的“四不清”问题,多数“四不清”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,低头认罪,愿意退赔贪污受贿、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(实际上是空头支票,根本退赔不出来)。
可支部书记柳奎被批斗十几次,就是不认罪,一口咬定自己是清廉的。
为了锻炼3个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,也为了是乡里乡亲的不好下手,杨北安下令,把柳奎交给他们,要他们想办法攻下这个顽固堡垒,并明确表示说,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手段,只要能使他低头认罪就行;如果你们攻不下这个堡垒,就说明你们无能;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,必要时可以动武;你们自己不愿意亲自下手,可以找民兵协助嘛!
可是这三个大学生怎么也下不了手,和柳奎磨破嘴皮,他就是不认罪,堡垒攻不破,大学生们束手无策。
组长杨北安严厉批评他们思想右倾。他要亲自示范给他们看,他吩咐道:“把柳奎叫来,要他交代自己的罪行!”
柳奎还是一副硬挺的样子,回答说:“我有错,但是没有罪。刮共产风,扒房子,没收社员家里东西,反瞒产私分,搜社员家粮食,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,强迫吃食堂,都是根据县委部署,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,不干不行;大队饿死那么多人,我心里也很难过,可是没有办法,粮食被国家调走了,1960年我们大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,地也没有种,哪有粮食给社员吃?食堂只好停伙,饿死人主要在那时;我向镇里反映多次,要求发放救济粮,可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,说一定能搜到粮食;我们搜了十几家,一粒粮食也没搜到,然后就不搜了,镇委书记还骂我无能,要打我的右倾。多吃多占我确实有,作为共产党员,是很不应该的,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现,可是不这么干,我家里人也要饿死……”
柳奎的话还没有说完,杨北安就走上前去,斥责道:“你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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