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,李膺被任命为征度辽将军,到了延熹二年(也就是公元159年),李膺为河南尹,揭宛陵大姓羊元群之罪,反被诬陷坐罪,罚为左校,结果司隶校尉应奉知情,上疏为李膺等说情,得以免刑。从此李膺开始任司隶校尉,与太学生郭泰等人交游,共同反对宦官专擅,致力于纠劾奸佞,于是李膺逐渐成为太学生心目中的“天下楷模”,于是有人以被李膺接待过为荣,视为“登龙门”。
自从李膺的名气大了起来,与其好友陈蕃、杜密、王畅等人也备受知识分子崇拜,所以太学生视他们为正义和知识的化身,还为其编了顺口溜:“天下模楷李元礼(李膺),不畏强御陈仲举(陈蕃),天下俊秀王叔茂(王畅)。”,又称李膺、杜密为“李、杜”,比李白和杜甫早了不少。
到了延熹九年(也就是166年),张成的弟子牢修控告李膺等人结党,“共为部党”,“诽讪朝廷,疑乱风俗”,所以汉桓帝将李膺等人关入北寺狱,株连达二百多人,后来还是外戚的窦武等人出面援救,汉桓帝才将李膺赦免,但不许为官,居于阳城,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。
话说东汉王朝的实权,自汉和帝开始长期为外戚和宦官所轮流把持,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都为他们所占据,一般的官僚有职无权,不能按照自己意愿办事,仕途充满了荆棘,至于下层企图出仕为官的读书人更是官路不通,他们满腹不平,实行孔子“见善如不及,见不善如探汤”的格言,对他们认为善的人,就互相推荐标榜,结合在一起;对他们认为恶的人,一概深恶痛绝。
所以在东汉时期,在朝的耿直的官僚,在野的名士和京师的太学生结合在一起,视专权的外戚和宦官为仇敌。这些人有知识、有文化,不怕风险,不怕豪强,不怕高官,不贬时政则已,一出口无不尖锐深刻,无人不怕这种“清议”,特别是在野的名士和太学生往往联名请愿,干预朝政,比如在建和元年(也就是公元147年),由于李固、杜乔反对外戚梁冀而下狱,李固的学生王调和赵承等几十人就分别上书请愿救人,永兴元年(也就是153年),冀州刺史朱穆严惩地方上为非作歹的宦官势力,因此得罪了当权的宦官,被汉桓帝下狱论罪,从而激起了太学生刘陶等为的数千人到宫门外上书诉冤,迫使皇帝不得不释放了朱穆,所以当时京师洛阳城内有3万太学生,他们与清白的官僚、名士结合在一起,势力也是不小的。
后来,李膺为司隶校尉时,李膺仍执法不避**,当时已经为汉桓帝所宠信的宦官,如今的十常侍张让的弟弟张朔,担任野王县令,仗着他哥哥的权势,贪暴残忍,无恶不作,乃至于杀孕妇取乐,被李膺缉捕,所以畏罪潜逃至京师张让家,藏于“合柱”之中,李膺闻讯亲自带人迳入张宅,破柱捕张朔,经审讯录供后,立即处死。
于是张让只能诉冤于汉桓帝,汉桓帝质问李膺为什么不先奏而后斩?
而李膺回答认为,“过去孔夫子做鲁国司寇,上任七日就诛少正卯。今天臣到任已十天了,才杀张朔,我还以为会因为我除害不而有过,想不到会因及时处决张朔而获罪。我深知因此而惹祸了,死期快到,特请求皇上让我再活五日,除掉那祸,然后皇上再用鼎烹煮我,我也心甘情愿。”
李膺这一番有智有勇的回答,说得桓帝无以对答,只得对张让说:“这是你弟弟的罪过,司隶有何错呢?”
传说自此以后,大小宦官走路不敢伸直腰板,说话不敢粗声大气,假日里也不敢出宫门玩耍,汉桓帝感到奇怪,宦官叩头向汉桓帝哭诉说“畏李校尉。”
由此可见,李膺在当时的名气有多大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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