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，李膺被任命为征度辽将军，到了延熹二年（也就是公元159年），李膺为河南尹，揭宛陵大姓羊元群之罪，反被诬陷坐罪，罚为左校，结果司隶校尉应奉知情，上疏为李膺等说情，得以免刑。从此李膺开始任司隶校尉，与太学生郭泰等人交游，共同反对宦官专擅，致力于纠劾奸佞，于是李膺逐渐成为太学生心目中的“天下楷模”，于是有人以被李膺接待过为荣，视为“登龙门”。

　　自从李膺的名气大了起来，与其好友陈蕃、杜密、王畅等人也备受知识分子崇拜，所以太学生视他们为正义和知识的化身，还为其编了顺口溜：“天下模楷李元礼(李膺)，不畏强御陈仲举(陈蕃)，天下俊秀王叔茂(王畅)。”，又称李膺、杜密为“李、杜”，比李白和杜甫早了不少。

　　到了延熹九年（也就是166年），张成的弟子牢修控告李膺等人结党，“共为部党”，“诽讪朝廷，疑乱风俗”，所以汉桓帝将李膺等人关入北寺狱，株连达二百多人，后来还是外戚的窦武等人出面援救，汉桓帝才将李膺赦免，但不许为官，居于阳城，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。

　　话说东汉王朝的实权，自汉和帝开始长期为外戚和宦官所轮流把持，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都为他们所占据，一般的官僚有职无权，不能按照自己意愿办事，仕途充满了荆棘，至于下层企图出仕为官的读书人更是官路不通，他们满腹不平，实行孔子“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”的格言，对他们认为善的人，就互相推荐标榜，结合在一起；对他们认为恶的人，一概深恶痛绝。

　　所以在东汉时期，在朝的耿直的官僚，在野的名士和京师的太学生结合在一起，视专权的外戚和宦官为仇敌。这些人有知识、有文化，不怕风险，不怕豪强，不怕高官，不贬时政则已，一出口无不尖锐深刻，无人不怕这种“清议”，特别是在野的名士和太学生往往联名请愿，干预朝政，比如在建和元年(也就是公元147年)，由于李固、杜乔反对外戚梁冀而下狱，李固的学生王调和赵承等几十人就分别上书请愿救人，永兴元年(也就是153年)，冀州刺史朱穆严惩地方上为非作歹的宦官势力，因此得罪了当权的宦官，被汉桓帝下狱论罪，从而激起了太学生刘陶等为的数千人到宫门外上书诉冤，迫使皇帝不得不释放了朱穆，所以当时京师洛阳城内有3万太学生，他们与清白的官僚、名士结合在一起，势力也是不小的。

　　后来，李膺为司隶校尉时，李膺仍执法不避**，当时已经为汉桓帝所宠信的宦官，如今的十常侍张让的弟弟张朔，担任野王县令，仗着他哥哥的权势，贪暴残忍，无恶不作，乃至于杀孕妇取乐，被李膺缉捕，所以畏罪潜逃至京师张让家，藏于“合柱”之中，李膺闻讯亲自带人迳入张宅，破柱捕张朔，经审讯录供后，立即处死。

　　于是张让只能诉冤于汉桓帝，汉桓帝质问李膺为什么不先奏而后斩？

　　而李膺回答认为，“过去孔夫子做鲁国司寇，上任七日就诛少正卯。今天臣到任已十天了，才杀张朔，我还以为会因为我除害不而有过，想不到会因及时处决张朔而获罪。我深知因此而惹祸了，死期快到，特请求皇上让我再活五日，除掉那祸，然后皇上再用鼎烹煮我，我也心甘情愿。”

　　李膺这一番有智有勇的回答，说得桓帝无以对答，只得对张让说：“这是你弟弟的罪过，司隶有何错呢？”

　　传说自此以后，大小宦官走路不敢伸直腰板，说话不敢粗声大气，假日里也不敢出宫门玩耍，汉桓帝感到奇怪，宦官叩头向汉桓帝哭诉说“畏李校尉。”

　　由此可见，李膺在当时的名气有多大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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