侯的行政首长的。
他们赞成国家的统一,也在当时的形势下认可人民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,但在思想上很难认同军队脱离于政|府之外。
他们认为,目前是一个好机会,让军队置于政|府之下,真正达到三权分立、而不是让军队成为游离于三种工具的第四种势力,因此也为之摇旗呐喊,并鼓动本省参、众议员们联合起来,共同努力以迫使此一条款得以通过。
张汉卿是知道其中的利害的:军队国家化,则动摇了人民党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根基保证,也动摇了宪法规定的人民党的执政|党地位,并让多年以来辛勤的付出有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的可能。
后世台湾国民党全面崩盘、沦为最终和民|进党一起进行“竞争”的在野党就是明证。庞大的苏联帝国一夜之间崩塌,军队国家化同样是重要推手之一----军队不是党的了,在党受到危难的时候他还会做坚强的后盾吗?军队为谁而战?
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,则反对党兵不刃血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力量,人民党也沦为与其平起平座的竞争党,这是张汉卿所不愿意看到的,也是为张大帅们所不容的。
不过这个提案很难在国会获得通过,无他,“党指挥枪”的原则是张汉卿经过中卫改编以后一直强调的,人民军的控制系统由人民党中|央委员会决定,这是写进临时宪法的。
要修改宪法,没有参、政两院各三分之二多数是不可能成功的,而倒阁派就是在占优势的众议院都达不到这个比例。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,要看他们从人民党内有没有机会拉出一部分选票。
人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。这个建立还不到10年的新兴政|党良莠不齐:半数是少帅亲自带出来的西北人民党、军班底,这部分在政治上相对可靠;半数是陪伴张作霖一同打江山的老奉系,这里的小派系就林立了。
有所谓的“旧派”、“新派”之说,后来又“新派”划分为“士官派”、“大学派”等。士官派以杨宇霆、姜登选为中坚;大学派以郭松龄、李景林为首领。还有新旧过渡人物,成分较杂。
“旧派”里大部分人和张作霖一样是绿林出身的,如张作相、张景惠、汤玉麟、张海鹏、张宗昌、马占山、许兰州等人,一些人物如孙烈臣、于学忠、郭松龄、李景林、王以哲等虽为新派但同时为张作霖效力己久,是新旧派过渡人物,对张氏父子非常忠心;
另一些人物如张景惠、汤玉麟、张海鹏因为被少帅所不喜,在奉系发展过程中逐渐边缘化,离开了权力中心或被清除。
在张汉卿后来发展的人民党骨干中,已经有一部分人变成了封疆大员,坐镇一方。这些人中,有的是当时政坛上有名的宿老大勋,有的是赫声乡里的头面人物,有的是能够为民请命的清官能吏,有的是有一腔报国热情的知识分子。
他们加入并忠于人民党,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人民的“忠”,加入人民党只是有机会服务桑梓的阶梯而已。
他们对于“党”的概念,还只停留在作为施展抱负的工具阶段,远不如按照张汉卿所要求的对于新党员“不但从程序上入党,还要在精神上入党”的忠诚程度。张汉卿用他们,也是利用其在政治的影响力与经济上有为的能力。
虽然后世看来这二者并不矛盾,但在当时,却是对人民党能否继续执政的一个非常严竣的考验。在危急时刻,难保他们政治上不犯幼稚病。
而且就在奉系老地盘中,在内蒙诸地有极大影响力的德王和云王也为此大动口水,极力游说民选议员们同意这一方案,他们涉及的范围包括后世内蒙四省的热河、绥远、察哈尔、兴安,这些都是人民党的传统优势地域。
形势急转而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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